从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到7月13日新旧首相交接，三周内英国政坛的剧变令人目不暇接。虽是隔岸观火， 中国人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追问却越来越急切。身在英国，本人试图就个人目力所及提供看待这些问题的一个参考视角。

公投引发了英国社会撕裂吗？

没有，因为英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和谐统一过。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尚塔尔·墨菲这样描述民主社会的特点：“不应再把民主社会想像成一个已经实现了社会关系完美和谐之梦想的社会，民主社会之民主特点仅仅表现为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角色可以宣称自己代表社会整体。”简言之，民主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不统一亦即多元化，这既包括利益多元化，也包括价值多元化。

当下的英国正是如此，既有脱欧派更有留欧派，还有人无所谓，也有人没主意。脱欧派胜出后，卡梅伦辞职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个人主张留欧，而英国52%的投票者选择的是脱欧，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法代表英国启动脱欧程序。脱欧派公投胜出后，曾有数天，在英国国会的网站上，按照最近一小时内签名的人数最多排名，最靠前的三个请愿书都是关于脱欧问题的，第一个要求二次公投；第二个要求政府立即启动脱欧程序；第三个则请求国会不要启动脱欧程序。各种针锋相对跃然纸上。

西方的政治理论家承认并接受这种多元化，墨菲就认为，民主社会中的冲突根本就是无法消除的，只要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存在，只要这些因素的力量聚集到可以分出“敌人圈”和“朋友群”，政治差异就会出现。

关于社会冲突的必然性，政治理论家们从弗洛伊德处找到过根据。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本性中天然有发自性欲的攻击性，党、派则是人们以“爱”的形式进行的事先“投资”以获得的集体身份认同，人们籍助“我们”以发现“他们”，从而实现深藏于本性中的攻击性。

经济理论派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则更为世俗也更容易理解，Authony Downs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指出，驱动人们行为的无它，就是私利而已，共同的私利形成利益集团；资源的短缺性决定利益集团间的冲突不可调和，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永不可能达成令所有人都心悦诚服、也即对所有人都有益无害的一致决定。因此，稳定和秩序只能被看作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暂时妥协状态，而民主正是人类发明的解决人类冲突的工具。

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承认和合法化不同社会集团的冲突和斗争，并拒绝用权威秩序压制异议。西方理论家不仅承认和接受，他们甚至热情拥抱这种多元性，在他们看来，多元及多元间的冲突是民主制度之必须。墨菲曾对布莱尔执政时期英国党派间的阵线模糊表示担忧，她认为，只有政治中存在左、右的分歧，才可以形成可供人们选择的党、派，以保持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和政治热情，“如果政治中没有明确的阵线，其它形式的身份认同就可能粉墨登场，如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主义等，”她说。显然，既然人性中就隐藏有斗争和冲突的成分，或者用世俗的说法，既然经济社会中已暗含了不同经济利益集团间的天然矛盾，墨菲认为公民借用政治派别作为身份认同，以实现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天性中的“攻击性”或者实现经济理论派所说的“自身利益”的形式，比借用民族主义、宗教、种族这些形式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她甚至认为，片面地强调统一及和谐一致，否认冲突的不可消除性是危险的，那不但危及民主本身，甚至可能导致冲突暴力化。

承认和接受多元利益与价值间的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前景黯淡。墨菲指出，人类的这种冲突虽不可消除但却可以被“驯化”，民主的任务就被界定为：找到适当的机制“驯化”冲突，把这种“有你没我”、不可调和的“敌我”冲突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转变成一种在各方都认同的规则下的“对手”之间的竞赛。这次公投的决定其实就是一次“竞赛”规则的选择。

允诺公投，卡梅伦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吗？

我的分析是，卡梅伦根据自己笃信的政治哲学，利用手中的特权，做了一次大胆的民主实验。结果显然不是他想要的，但是，断言“糟糕”也还为时尚早。

的确，卡梅伦触碰了现代民主制度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西方国家虽然已有很多年的自由民主传统，但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内在的矛盾始终未被解决，这次公投就是这对矛盾的突出体现。

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矛盾。自由所蕴含的逻辑是个人主义，因而也意味着竞争和排斥；而民主则意味着平等和民治。这样，“精英”的理性与“庸众”的政治平等权之间就常常发生矛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解决方案犹如墨子处理鱼和熊掌的关系——自由和民主都是好东西，但是，当民主妨碍自由时，哈耶克毫不犹豫：自由更重要！

但政治远非如此简单，有政治理论家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表述为为如何解决政治决策的民主合法性问题。实现决策合法性的民主方法有很多，精英代议和民众公投都是合规选项，而这不同的选择背后则是不同政治家笃信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抱负。

上个世纪90年代，政治哲学家提出审慎的民主模式，与此相对的是聚合的民主模式，二者都试图解决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审慎的民主模式蕴含着一种哲学信念，就是相信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存有“理性”，人民运用“理性”可以认识到什么是对所有人而言“好”的选择，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对通往“理性”的路径，不同的学派各有主张。哈贝马斯相信沟通和交流的作用，他主张在公共领域进行各种意见的自由呈现和自由辩论，他认为这种意见的呈现、辩论和沟通越充分，人们被利益集团操控的可能性越小。哈贝马斯相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启蒙最终可普渡众生至“理性”的彼岸，从而达到一致的舆论并可“民治”作出对社会普遍有利的正确决策。

与之相反，聚合的民主模式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对所有人都有利的选择”这两种东西存在，在他们看来，人的行为由“自利”驱动，资源不足决定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根本性冲突，绝无达成真正一致意见的可能，因而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只能建立在不同利益之间的谈判和妥协之中，而民主不过就是实现谈判和妥协的工具化的“权宜之计”。

主张聚合的民主模式的多是运用经济理论来研究政治哲学的理论家，如Joseph Schumpeter和前文提到的Anthony Downs。支持这种模式的理论家多反对公投，主张政治决策由代表各利益集团的政党精英代议。 在他们看来，既然是涉及到不同利益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应避免全民参与，否则会导致“系统功能的紊乱”。约翰·密尔则公开表示他对大众不信任：“政治问题不应当直接或间接地根据群众的认识或意志来决定，而应当根据针对这一使命受过专门训练的少数人的意见决定”。即使是相信人类理性的哈贝马斯也认为，关系利益分配的具体问题不应由公众投票决定。

实践中，英国有成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根据FT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的报道，超过90%的经济学家和几乎所有的权威机构都主张留欧。那么，如果当初采取由国会讨论的方式，不但顺理成章，而且十有八九可以得出留欧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一心留欧且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系于留欧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却偏偏选择了公投？

符合逻辑的推论是，他笃信上述审慎的民主模式，相信英国人的“理性”会投出他希望的结果，同时他也希望用公投验证他的政治信念。对他而言，这次公投其实就是一场激动人心而又胜券在握的“民主实验”。和他怀有相同信念者众，为了迎接“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公投前几天，金融市场上英镑兑美元的汇率波动之中连涨几天；博彩业测算出的脱欧概率只有25%。也因此，公投的脱欧结果后来被称为“黑天鹅事件”。

个人认为，政治家在如此事关个人政治前途的事情上甘冒风险，应是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这正如诸葛亮当年七擒七纵孟获，图的就是个心服口服。公投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首先，如上文提及的有关民主的研究，对于什么才是最公正的民主决策程序，理论家的意见并不统一，边沁就主张多数原则，他认为多数原则就是衡量一项决策是否符合普遍利益的标准。其次，英国虽有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代议制民主越来越受到诟病，且不论代表背叛选民自行其是的情况，随着市场经济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类似公投这种向全民开放的政治手段已成为市场弱者政治制衡市场强者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新形势下，以公投的方式彰显民主的制衡作用的呼声无论在学界和政界都日益强烈。的确，上文也曾提到，密尔不相信群众的政治决策能力，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初，民主进程狂飙突进，大字都不识一箩筐的大众因获得普选权而突然涌入公共领域。时移世易，今天的国民教育程度和民众的批判精神与当年都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刻舟求剑式地照搬先贤的箴言未必全合时宜。

没错，就眼下的结果而言，卡梅伦是“演砸了”，但是，这次公投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卡梅伦下了“大注”的人类“理性”和“一致利益”是否存在，风物长宜放眼量。

身在英伦，个人的感受是，英国人普遍上了一堂民主政治教育课，公投结果公布后英镑骤跌、房价下降，接下来还可能发生的退休金收益减少、失业人数增加等后果英国人将不得不悉数承担。真金白银的损失才能激发出深藏人类内心的“理性”思考（如果有的话）。个人认为，这种理性的增长已有端倪：首先，众所周知，公投后大量英国人开始上网搜索关于欧盟的知识，这有谷歌搜索的统计数据为证；其次，至7月8日晚英国政府开始发邮件拒绝公民二次公投的请求时，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已逾史无前例的412万人，其中有后悔自己当初投票轻率的，也有原本以为自己不重要而未参加投票的。另外，我身边多位英国朋友虽支持保守党政策，但嫌麻烦一直充当无党派人士，前些天着急麻慌地打听加入保守党的程序，他们希望自己能给主张留欧的Theresa May投上一票，他们再不敢轻率地以为自己的一票无关大局；还有，据我所知，一些大学的系主任在公投结果公布后给全系学生发邮件，除安抚本系欧盟学生外，还检讨自己投票前没有向学生充分解释离开欧盟的利弊；最后，Theresa May以超人预料的速度荣任首相，看似各种机缘巧合所致，窃以为这也应归为英国人补救公投结果的理性之举。

除此之外，这场公投也给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数据和研究案例，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究的课题，比如，这次公投的结果对民主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审慎的民主模式所主张的“理性”真的不存在？还是，“理性”存在，只因政治家、各派社会精英公投前没能充分呈现观点、充分辩论以形成信息足够丰富的意见自由市场，从而导致理性“启蒙”失败？亦或是，社会传播系统梗阻，因而未能将各种观点传达至公民造成“启蒙”失败？

卡梅伦在其辞职演讲中说：“我们不完美，但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多种族、多信仰之民主体系的典范。”此非妄言，除了他本人的这次努力，早有理论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之时，西方发达国家也正在进行“第二次现代化”，民主制度的进一步探索和实验当为其中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这次公投是卡梅伦个人的“滑铁卢”，这场全球瞩目的民主实验对人类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发展也有当下无法估量的意义。

至此， 第三个问题应该也有了答案。

张小彩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