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重任与国族建构，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基本动力，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完成了对这二者的双重超越，堪称一部“列之于世界大科幻中亦无愧色”的成功作品。

中国科幻文学诞生已逾百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堪称第一部跻身“世界名著”行列的长篇巨作。这套科幻巨著用以构架全书的核心设定，是“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这是刘慈欣以物理学家大卫·布林关于地外智慧生命的“大沉默”理论为蓝本做出的“宇宙社会学”设想，也是自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以来就一直附灵其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化与升级。

《三体》三部曲

20世纪初，中国的第一批科幻作家，困于“亡国灭种”的深重忧患，一方面试图以通俗的文学形式普及科学，以达到启蒙民众、救亡国族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深受当时盛行的思潮所影响，将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幻想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相混合，在小说中进行未来种族竞争的“大演习”。这样的科幻写作，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下的血腥与残酷。

新中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受到了批判，但二元对立的格局依然未变，只是由殖民与被殖民的对立转变为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作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也是和晚清先辈一脉相承，在他们对未来的想象中，中国借由科学技术的优势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新时期”的科幻小说符合那个时代主流的未来想象，就像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的开篇所概括的：“在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我国和科技先进的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依靠一条正确的领导路线，一支精心培育的科学技术大军，一支勤劳、勇敢、能打硬仗的队伍，经过几十年的奋战，我们赶上来了……”

从“保国保种”到“落后就要挨打”，再到“实现现代化”，晚清以来中国的发展始终承受着沉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压力，而与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也因此表现出极强的技术崇拜倾向。或者是设想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之后，未来中国社会的强盛富足；或者是针对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从当时已有的技术基础出发，提出所谓的技术构想，并对此技术发明的过程和原理进行详细而精确的描述，人物和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个技术发明而安排和设置的，通过对技术发明的展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对科学的乐观主义期许。这些科幻小说对科学技术的伟力予以富有激情的描绘，却总是缺乏对基础科学理论的关照。

与以“科学小说”自命、试图宣扬科学，实则遍布着缺乏科学根据、违背科学规律的“想当然”，与晚清科幻相比，《三体》系列的情节构思和宇宙观是建基于严谨的现代科学探索和理论之上的。

而与明确以“科普”为己任的科幻相比，《三体》系列所内蕴的知识含量和科学深度远胜前者，但却并没有使用多少解释性和说明性的文字，而是着力于表现一种富有科学内涵的美感和崇高感，作者以生花妙笔在高潮迭起、悬念丛生的故事中大气地描画种种具有漫长时间跨度和广阔空间延伸的事物、事件、场景，同时又在字里行间编织精致的细节，令读者通过他的文字领略科学的宏观视野和微观视角所能带来极具震撼力的奇观。

《三体》系列吸收和融汇了大量的高新科技元素，其容量胜过此前的任何一部中国科幻作品；但《三体》真正的超越性在于，它的科学幻想绝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以扣人心弦的叙事对物理学、宇宙学的终极问题进行了探究。诸如“大自然真是自然的吗？”、“宇宙社会学”、地球文明乃至整个宇宙的演变和最终命运这样的问题，是前此的“仅仅”放眼寰球以探寻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应用性课题的科幻小说，几乎从未费心去思索的；启发读者求索这样的问题，也从不是科学普及这一功利性要求的题中之义。

而在中国终于崛起为世界大国之后，借由小说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也已显得有些过时。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科幻文学的核心读者，正如《三体》系列中那些以汉语为姓、英语为名的“新人类”一样，具备了将地球文明、全球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国际视野与普世关怀，能够对人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并行不悖地予以认真严肃的思考和富有快感的消费。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三体》系列叙写了来自半人马座ɑ星的三体文明试图入侵地球的故事，而地球上不同国族的人类，则联合为一个统一的联邦，以“地球文明”的身份出现在《三体》所描绘的“宇宙社会”中。

当然，外星文明试图入侵地球的故事套路，似乎可以看作是地球人类共同体内部一再发生的历史往事的重新搬演。大航海时代以来，先进文明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依仗强大的技术对落后文明发动灾难性乃至灭绝性的侵略战争，这样的事例在近代史上屡见不鲜。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之战”式的科幻文学可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在星际尺度的演绎。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在宇宙尺度上的极致推演，就形成了刘慈欣构架《三体》宏大体系的基础设定——“宇宙社会学”的两个基本公理：一、生存是文明的最根本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三体Ⅱ：黑暗森林》的主人公罗辑正是基于这两个公理，结合宇宙学层面的“猜疑链”和“技术爆炸”这两个假定，发现了地球文明制衡三体文明的唯一途径——建立“黑暗森林”威慑。这种将两个文明置于随时都可能灭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式危险之下的情境，如同冷战核威慑的星际版、真正名副其实的“星球大战”。刘慈欣的写作既像是在用科幻来隐喻现实，又像是在用现实来参照科幻。

但必须指出的是，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一方面是地球内部文明冲突在科幻语境中的投射，另一方面也是刘慈欣对科学史上一个至今未解的命题——“费米悖论”的试解。对于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曾做出如下回应：“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他们早就应该出现在这儿了。”由于费米在科学界的巨大声望，这句话成为了一个引起科学界广泛争论的佯谬。迄今为止，仍未有为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证据能够证明地外文明的存在，然而科学共同体也始终无法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外星文明并不存在，这就使得“费米悖论”始终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姿态，吸引着科学家和科幻作家们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解答方案。刘慈欣借罗辑之口阐发的“黑暗森林”理论，正是对“费米悖论”做出的一种尝试性解答。

在《三体III：死神永生》的开篇，刘慈欣又借物理学家杨冬之口提出了一个对人们的常识系统和惯有思维具有极强颠覆效力的终极问题：“大自然真是自然的吗？”对于这个问题，被誉为“大空时代的博尔赫斯”的科幻作家莱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曾通过他极具创造力的短文《宇宙创始新论》做出过这样的回答：宇宙的物理学是它（宇宙）的社会学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宇宙，很可能是一个已经被高度智慧的“神级文明”改造过了的宇宙。但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这样的终极“天问”还是第一次以如此严肃而又迷人的方式被提出和解答，而且是通过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抽丝剥笋般地逐步解开。刘慈欣将他所设想的“宇宙社会学”与当下物理学界最前沿的宇宙学“超弦理论”关于“十维空间”的论说相结合，对宇宙演变史进行了极富冲击力的终极演义。

《三体》系列中，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宇宙学视野下被想象和书写的。刘慈欣运用冬眠技术和光速飞船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得以超越生理寿命的限制抵达未来，从而使读者能够随这些“公元人”的视角见证“后公元”人类的命运，直到时间的尽头。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三体》系列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和全知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叙事中插入“审讯记录”、“通话记录”等“历史”文献，叙述了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未来历史”。

其叙事风格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臻于成熟，以标有后公元纪年的年份甚至日期、时刻的章节与主人公程心的回忆录《时间之外的往事》的节选相间的方式结构全书，前者采用现在进行时式的叙事，后者采用过去时式的叙事，二者的有机结合巧妙地满足了读者接受“未来历史”所需要的信息量，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在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上都极为巨大的精彩故事。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承接了罗伯特·海因莱因的“未来历史”系列以及他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借“面壁者”泰勒之口致敬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系列开创并发扬光大的书写“未来历史”的科幻文学谱系，以长篇宏大叙事的形式融合了外太空世界和未来世界两大科幻母题。科幻文学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将“科幻”定义为“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充要条件在于间离和认知之间的在场与互动，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以一种想象性的框架代替作者经验环境。”而外太空和未来正是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上提供了基于科学认知的陌生化世界，使得科幻文学的读者得以从一个具有潜在革命性的新视角来观照自己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境况。

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对于未来超信息化社会、超全球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太空城社会、星舰文明的描绘，关于险恶太空环境对人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深刻挑战的想象，对于极端情境乃至末日情境下人群的应激反应的叙述，等等，都值得我们予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与探讨。

科普重任与国族建构，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基本动力，但也长期束缚了中国科幻想象力的飞扬。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完成了对这二者的双重超越，堪称一部“列之于世界大科幻中亦无愧色”的成功作品。

来源：媒介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