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锡海

自19世纪70年代约翰·博加特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做为新闻定义以来至今，无论是对于西方媒体人还是国内媒体人，莫不是影响甚广。

即使是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这种对于新闻的极端定义依然适用。某种程度上来讲，更适合新媒体所需要的生存土壤——惊悚、猎奇、夸张，犹如充满了欧美小报盛行时期的浓厚特点。

X博士的《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一文，以近乎障眼法方式，将农村青年以及来自农村的城市底层青年的“病态视频”，集中展现在都市精英人群之中。

于是，掌握话语权的城市精英人群开始哗然。尽管后续相关报道，纷纷试图以产品角度去讨论快手这款野蛮生长的APP。然而，正如城里人与农村人对话，总是不自觉的一口一个说着“你们农村人”。

与这般情形格外一样，当舆论在讨论快手之时，也不免流露出对“这款来自城乡结合部的APP”的鄙夷；与此同时，还流露出与农村有关的一切的猎奇与偏见。

这种猎奇心理，源于城市精英身份的自居；而偏见，则来自于无意识形成的固有看法。

每当有关农村的新闻事件见诸媒体，尤其是在特殊的时间里，总是能够成为城市精英人群关注的焦点。    

从《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 到《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再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黑农村”之风似乎渐已盛行。  

而上述报道几乎拥有相同的特点：虚假、失实。究其原因，当城市与农村之间文明与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加速衰败的农村正逐渐远离人们心中的美好田园设想， 正是这种失落感， 撩动着部分城市精英人群的神经。

于是，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索性破罐破摔，将农村丑陋的一面展现在主流视野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人群要做的，就是将其放大、放大、再放大。  

在这个基础之上，有一点需要承认的是，固然上述报道为虚假或失实。可是，谁也又无法否认这其中夹杂着一定真实成分的个体感受，这一点在来自农村的都市精英人群之中更能引起共鸣。

一种建立感受基础上的个体式观察，所得出来的结果，到底能否成为当下农村真实的写照？  

曾被列为禁书的《中国农民调查》，至今仍然是有关中国农村最具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书中揭露的农民生存状况、农村弊病、农村访民悲惨遭遇等等，这些现象至今仍然存在。  

而《中国农民调查》与当前有关农村的新闻报道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基于调查发现问题，后者将局部问题整体放大。  

由新媒体组成的媒体生态和《苹果日报》倒有相似之处，它不是报道事实，它是刻意夸大事实。它不是报道新闻，它是只报道能挑起大众情绪的事情。回到快手用户群体中的农村青年，这个集体身上无疑存在问题。然而，却又总是被无限夸张和放大。 

那么，个体式观察是否具有说服力，提前是建立在调查基础之上。自X博士以及其他网媒刊出文章之后，快手用户以及其他中国农村青年，又有几人调查过他们的真实现状。包括X博士文章本身调查的空白。   

在调查缺位的前提下，掌握主流话语权人群仍然乐此不疲地讨论此次事件。 最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命题：当舆论纷纷热议充满洗剪吹气息的快手APP以及它背后庞大的农村用户群体之时，好像忽略了些什么。

这个答案既不是快手APP，也不是农村青年真实现状。而是，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环境中，部分人群为何会如此不习惯农村的残酷底层现状，又为何对农村充满了猎奇与偏见。  

岛国的A片里，充满了SM、性暴力等各种不堪行为；残酷底层物语，揭示了中国农村青年或者从农村走出的城市底层青年，在精神极度匮乏状态下的原始躁动。

对待这两种现象的区别在于，大多数人已经习惯前者；面对后者，却仍然不习惯。

这也正是纠结所在，阶层身份本来就存在，只是当处于分化越来越明显与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样两个极端，由不习惯所带来的不适感格外强烈。

一方面，感叹着农村青年精神如此空虚、价值观甚至严重扭曲、充满黄色以及暴力的现实；另一方面，由于身份转换为城市主流人群再重新审视农村，充满优越、矛盾、鄙夷等多重复杂情感。

过度解读、放大农村现状问题，很可能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固有偏见与猎奇心理，这并非是个案存在。在其他社会现象里同样如此，河南人拐卖儿童、东北人都是黑社会.....受众对于固有特定群体发生新闻之时，总是会不自觉联想到相关标签，反复强化这种偏见与猎奇的心里。   

最后，笔者想说的话，每每提及农村，人们难免总会首先到欧美田园般的乡村。殊不知，中国农村建设与欧美乡村相差了100多年的时间。这种差距，不仅仅提现在乡村面貌和经济上，还有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以及上升通道。

如果可能，请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也多给他们一些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