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深圳永恒的灯塔，只要紧随香港，亦步亦趋，就可一劳永逸。

香港开埠伊始，就是个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何况何况呢？

整个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尚且处在变动不居之中，要就香港在全球版图之中作精准定位，那就更加不易。

北上广深，深圳的城市地位是打出来的。

香港水客和内地水客，都是社会底层的谋生一族，只为在两地并不明显的商品差价中赚得微薄的利润。

深港两地的“跨境学童”，不仅是内地人赴港所生子女，更是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人在内地婚生与非婚生子女。

香港不能去做扩大东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东西方有共识的事情。东西方都信赖，乃至依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难以替代，这就是香港的全球战略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中国内地的金融、医疗、教育、法律、文化等等，与国际社会有着巨大的落差。此种落差的持续存在，就是香港的机会所在！

无论是居高临下，还是刻意疏远，香港真没有很好地、心平气和地打量过身边的深圳，更没有认认真真地考虑过与深圳长长久久地过日子。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主导发起对台北、深圳、香港三城的综合观察、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在深港河套地区建设“香港副都心”的概念，触动了我的香港心事。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从土地红利，到文化红利，有形贸易的机会之窗向香港关闭之际，无形贸易的机会之门却向香港敞开了。

深圳+香港，缺的不是物质力，而是想象力！

一、深圳“背包客”眼里的香港

2016年的“五一”早已没有了5天长假，原想去越南走走看看的计划因几个同伴要参加“广交会”走不开，只好再改期。于是习惯性地背起背包过关赴港。

我本来很烦去香港的。过关排队、乘车排队、购物排队，吃饭、埋单，无不排队。到处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商店大同小异，处处雷同。所谓购物天堂，远不及澳门好玩。澳门虽是赌城，却不逼着你去赌，而是诱惑你去赌：环境靓丽，节奏从容，购物观光，两相适宜，赌与不赌，赌大赌小，亦在两可。不像香港街头，无立锥之地，若不购物，所来何为？若要购物，触目所及，无非是“熟”而且“俗”的那些品牌，满足过境客一次性购物需求的大路货居多，贴心服务熟客、回头客的“心水店”却很难寻。

大概港人也对这种纯购物团感到腻烦了，“不欢迎”的声音近年来不时响起，内地游客的赴港热情也开始降温。我倒觉得这是该去香港多走多看的时候了。从去年开始，我赴港越来越频密。除了购书、购物，时常携家人、朋友去博物馆、科学馆、图书馆、湿地公园，香港朋友的文艺活动、学术活动也是逢邀必到，而且主动埋单，请茶、请饭、请咖啡、请大话无厘头。

港人向重实际。与生意无关的话不谈，谈完生意上的事，就该吃饭唱K洗脚按摩了。近年来，港人却有点反常。一年一度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的“四城会”，香港代表团向来以技术活、技术话题见长，前年的交流会上，香港代表却念起诗句来。深圳代表调侃说，香港朋友终于也吟诗作对了。过往这么多年，我们跟你们说形而上，你们却只关心洗脚城。

我曾经很羡慕香港朋友工作上的纯粹，以及生活上同样的纯粹，就好像羡慕许多同学去了美洲、澳洲后可以活得很傻很单纯一样。成熟的社会，运行得像无人驾驶的谷歌汽车，一切都有既定的程序，一切都有约定俗成的法度。这样的社会，我们的祖辈也曾经拥有，而且以为千年不易，万世长存。

可惜我们生逢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意味着改变，这未必不好。事实上，很多深圳人就是不愿过生而知老、生而知死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才不管不顾、懵里懵懂地投奔到深圳这座变革之城，去过一种不确定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我也是这样的深圳人：辞掉内地的稳定工作来到深圳，又辞掉深圳公务员的工作改做文化，生活和工作充满了不确定，为了解决一个不确定又引出更大一堆的不确定。

我们就像“城市之王”：城市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枝枝节节，我们都得亲自打量一番，仔细地梳理一遍，并因此成为“深圳主义者”。我们又像“哲学之王”：五花八门的说法、三教九流的舆论，我们都得亲自斟酌一回，认真地思考一遍，也因此成了“深圳民间智库”。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恨不得三头六臂、武装到牙齿，以期生活能够游刃有余。三十多年来，深圳河北岸的我们，就是这样学会了如何去面对生活的不确定。

香港也曾经不确定。一百七十多年前，香港也曾经是一个“地瘠山多、水源缺乏”的小渔村。发现“维多利亚港”作为“东亚为数不多的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的价值，需要航海、贸易、港口经营等诸多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是“异想天开”的知识和想象力。没有这种知识和想象力，那香港就只不过是荒芜边陲的蕞尔小岛，予取予求，无关紧要。有了这种知识和想象力，香港就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贸易大港、堪与伦敦和纽约媲美的“东方之珠”。

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深圳永恒的灯塔，只要紧随香港，亦步亦趋，就可一劳永逸。但当我们走近香港灯塔的脚下，发现灯塔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也都在冥思苦想新的航向。技术革命的先行者被层出不穷更新的技术颠覆，谁也无法保证从蒸汽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总是一路领先。物质财富的获得者因为财富的不断增长而掉入陷阱，谁在眼花缭乱的财富面前能自始至终保持谦卑、自觉主动地急公好义？资本跨国界的全球流动，使得地缘因素重要性降低，亚洲金融中心在香港、在上海、在东京、在新加坡，还是在新德里，主要的考量因素已经不是地缘。国际贸易，亦复如是。电子通关，货物直达，香港这样的转口港，地位只会下降，不会上升。前些年轻松赚钱的开心日子延缓了香港人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廉洁高效的香港公务员习惯于接受并执行指令，然而指令又该如何作出呢？

香港回归，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意味着伦敦议会和白金汉宫已经取消了香港议题；深圳河以北的决策资源，越是尊重港人治港，就越不便对香港的事情指指点点。至于最有话事权、最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大佬们，他们显然对自己的赚钱业务更感兴趣，却对繁杂啰嗦的城市公共事务很不上心。他们不像历史上的威尼斯商人，一点都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城市自治权。他们像躯体庞大、长满财富肥膘的骆驼，过不了城市公共治理的窄门。

香港的夹心阶层越来越缩水，缺乏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普通的草根阶层碌碌终日，缺乏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社会支撑。香港开埠伊始，就是个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何况何况呢？

香港回归之日，即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时。香港特区政府临变履新，既无运筹帷幄的成熟经验，又无细思明辨的时间、空间。虽然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于一时，却始终未能就香港长远发展，画出令人信服的蓝图。

萧规曹随，沿袭港英旧制，肯定行不通；引颈北望，仰仗中央决断，也不是办法。不仅因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尚且处在变动不居之中，要就香港在全球版图之中作精准定位，那就更加不易。

巨大的不确定，意味着深刻的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全凭自己把握。深圳也曾经数度“被抛弃”，在中国大陆的生态系统中，深圳的资源禀赋并不比北京上海更具优势，但是深圳始终没有放弃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北上广深”，深圳的城市地位是打拼出来的。新加坡被迫“独立”之际，如丧考妣，却在短短数十年中，风头直逼百年香港。

香港有170多年华洋杂处的经历；香港人用皮肤感知过有500年商业经验的老牌资本帝国的城市治理；香港人与1000多年来泛舟南洋、经略海外的华人、华侨心气相通，血脉相连。只要香港人愿意在洗脚的时候也谈谈诗和远方，一切都将因此而不同。

2000多年来的中华帝国，大部分的注意力和可配置资源，都被落后而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所牵引。中华民族的背脊，被磨出厚厚的老茧。金戈铁马，万里黄沙，却鲜少孕育出新的文明，新的进化。衣冠南渡的江东、向海而生的华南，不仅华夏正音代代相传，异域文明也频频往来。这块温润如腹、生机勃勃的膏腴之地，包容着多样性，孕育着可能性，实在是华夏文明最有希望的“新地方”。

魏晋南北朝以来，唐宋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已是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北方是否认可南方，而是南方是否能始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香港回归以后，内地游客赴港便利化安排，确有基于支持香港旅游业的善意；内地游客良莠不齐，大量赴港，导致文化冲突、心理摩擦，亦属正常。先是不假思索地开闸放水、开门迎客，内地人赴港生子也来者不拒；后又骤然变卦，抓奶粉客，赶内地人，政策变化之剧烈，甚少转圜商量之余地。这就叫“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为什么事先无预案，事后无救济？说到底是经验不足，想象力也不够。

二、水客、内地客、跨境学童，都是香港“试金石”

经验不足不可怕，想象力欠缺就该反思。

以言内地客赴港购物。有没有细致分析内地游客的利弊功过？有没有既让内地游客自由购物，又不致港人生活被过度叨扰的措施安排？事实上，参加内地旅游团的“团客”几乎形同“猪仔”：统一乘坐旅行社包车，统一游走旅行社规划路线，统一参加旅行社预定节目，统一在旅行社安排的酒楼、商店、旅馆就餐、购物、住宿，他们与旅途居民及旅游目的地居民几乎隔绝，鲜有接触，哪里会构成什么骚扰？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指定购物点交出钞票，中国“团客”在全世界范围内“挨宰”是常事，真正与世界各地居民的交流和交往的“交集”几乎为零。“自由行”的主流人群，质素较高的“背包客”，也不会对香港本地居民的生活构成恶意骚扰。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自己“组团”的香港自由行，可能会因为大人的“不习惯”和孩子的“小任性”，从而对旅游购物区的香港居民构成“不经意”的骚扰，也只是体现在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方面。真正广为港人诟病的，可能是“内地水客”。香港水客和内地水客，都是社会底层的谋生一族，都是为了在两地并不明显的商品差价中赚得微薄的利润，他们往往大包小包地贩运相对比较俏销的港货，对上水、粉岭、元朗等靠近深圳区域的香港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费和社区生活，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不像盐田的“中英街”那样，在罗湖、福田、深圳湾等靠近口岸的地方多开辟一些便利“水客”的大型批发性购物场所呢？这样一来，不就既增加了港货销售，又节省了“水客”的在途时间和往来成本，还不至于影响香港成熟社区的居民生活？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断绝“水客”谋生之道，自毁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自毁香港自由经济的根本？

以言内地人赴港生子。起先，可能基于潜意识的某种情愫或价值理念，内地人赴港生子是被宽容、默许，甚至鼓励的。约莫2008年开始，两地对内地人赴港生子的限制越来越严厉，时至今日，大有彻底禁绝之意。内地人为何赴港生子？首先是内地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太过走火入魔，导致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内地家庭以赴港生子的办法突破“二胎”禁区。其次，是一些内地富裕家庭希望赴港生子，以期为自己的下一代获得更好的港式教育、生活在更好的港式社会环境中。这本来体现了香港的魅力之所在，可惜一切都匪夷所思地自废武功了。就在北京果断纠偏，取缔“一胎”政策时，香港却没有把支持内地人生二胎的“义举”坚持到底，丢失了本属于香港的道德高地。

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迄今为止尚没有为两地“跨境学童”提供真正富有诚意、富有创意的教育服务。深港两地的“跨境学童”，不仅是内地人赴港所生子女，更是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人在内地婚生与非婚生子女。“跨境学童”数量之庞大，可以从早晚过境学童交通之繁忙想见一二。香港北区居民稀少、学位稀少，学校离深港边境口岸距离遥远，“跨境学童”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跨境上学，往来时间多达5个小时。有些家长为了接送孩子上学，被迫放弃工作，常年陪同孩子往返奔波于深港之间。无谓的牺牲，生命的消耗，年复一年地被漠视，杳无尽头。为什么不能协商在深圳就近开办公立港人子弟学校？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北区靠近口岸的地方兴建学校，为“跨境学童”提供上学便利？难道香港北区的学位是1840年以前就有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吗？难道“跨境学童”只有在现有学校插班就学的命，没有在深港边境新建专属学校就近上学的福？为什么承认了“跨境学童”的港人身份却不能赋予他们与其他港人一样正常就学的权利？当年港英政府默许逃港难民搭建寮屋，落脚谋生，无论他们来自内地还是越南，不管他们以前是不是香港的纳税人，这才有了香港人口的持续增长，有了香港制造业的持续繁荣。今天香港政府引进专才优才计划缩手缩脚，小里小气，对于香港人自己的子女，也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全无眼光与心胸，如何让人对香港的未来产生期许呢？

赴港生子，奶粉贩售，跨境学童，反应的是中国内地医疗、教育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却是香港彰显自身价值的难得机会。通常公共财政都把纳税人的钱投向最基础的义务教育和最基本的社保医疗，高端个性化教育和高端医疗项目，大都开放给民间投资。中国内地的情形却不同。义务教育，社区医疗，其投入总是捉襟见肘。各级政府却对高端教育、高端医疗等不适合公共财政投资的“高大上”项目乐此不疲。大量资金投入进去，管理却总是差强人意，即使管理跟上去了，能够享受其服务的，也不会是普通人，甚至不会是普通的有钱人。中国内地新兴的中产家庭，每年耗费匪夷所思的巨额资金，却得不到理想的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中国家庭穷尽毕生积蓄送子女远赴海外留学，甚至索性举家移民，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培养、更好的医疗保障吗？每年那么多的海外留学生经香港中转，远赴英美。往年那么多的内地人不嫌繁缛，赴港就医、生子，香港政府却没有意识到商机就在眼前，反倒驱逐内地孕妇，刁难“跨境学童”就学，就几罐奶粉，拉拉扯扯，叽叽歪歪，既无文明社会的人道，也不如殖民地商人精明。

假设“香港奶粉事件”中，为中国婴幼儿免遭“三鹿奶粉”侵害，香港特首不是忙着抓“水客”，而是果断旋风式遍访世界著名奶商，亲自出面争取更多一些优质奶源供港，事情会怎样呢？内地客会骂他吗？香港零售商会不顶他吗？荷兰、新西兰的奶粉厂商会不敬重他吗？东西方政商领袖敢小觑他吗？关于香港的事情，我们可以作如是想吗？我们还有这样的想象力吗？

三、核心竞争力，以及香港的机会

回顾香港历史，从蕞尔小岛，到东方之珠，紧要之处的抉择，无不充满挑战，无不需要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想象力。

始于1840年代的香港，将大英帝国的远东贸易与尚未开放的大清帝国的潜在市场，超前地捆绑在一起，虽然充满变数，但是符合潮流。香港因此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当贸易枢纽，沟通中西文化，成为蒸汽轮船时代的城市新星。

始于1950年代的香港，云集了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工商精英，完善了彻底的自由经济体系，参与了全球制造业的分工，为从周边地区鱼贯而入的难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小小的香港，虽处复杂的东亚漩涡的中心，却左右逢源，制造业辐射全球，自由经济享誉全球，影视文化独树一帜，得以东方之珠的形象，在现代集装箱海运时代依然挺立潮头。

1980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持续内迁，导致“空心化”。金融服务业、影视文化产业、网络信息产业等本来具有领先优势的产业，却只能游离海外，无法向大陆辐射。紧靠世界上潜力最大的中国大陆市场，却不得其门而入，甚至要弃之远遁，这就是搞错了方向！逃遁，香港能逃到哪里去？龟缩，香港的龟壳有多大？

如果没有打开封闭市场的雄心壮志，那1840年的香港就没有必要开埠。如果以当今香港之便利，都无法尝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第一杯羹，那香港之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经济而言，还有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香港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规划定位，形成全球范围内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中国内地梦寐以求却无法企及的。因此，这就不大可能是所谓的“再工业化”。与中国内地工业化硬碰硬，捞不到好处。

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乃至新德里都存在明显缺憾，不可与香港争锋的。因此，这就不大可能是所谓的“创科业”。俯瞰香港与东亚，现在才想到“科创业”，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连一河之隔的深圳，都“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以亡羊补牢的精神，补补香港“创科业”的课是可以的，将香港战略构筑在毫无优势的科创冒险上，显然是危险的。

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也一定是欧美发达国家乐见其成而心有余力不足的。因此，香港就不能去做扩大东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东西方有共识的事情。东西方都信赖，乃至依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难以替代，这就是香港的全球战略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1840年前后，正是中华帝国盛极而衰，迟迟走不出之乱兴替的循环，深陷泥沼不可自拔的时候。中华文明太需要西方工商文明这一剂猛药了，而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后的国际贸易又太需要中国和东方的大市场了。这个时候，香港开埠，当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之要冲，左右逢源，东成西就。这种大定位、大成就，不是小规模战争的硝烟所能遮掩的。

1950年代，战后重建，香港困难重重。这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工商基础被人为消弭，国家资源被战争消耗，“反右”扩大化、经济“大跃进”，更令社会元气大伤。香港则抓住机遇，广泛接纳来自广州、上海的工商精英，大力发展民生急需的轻工业，成为中国“孤岛”与国际社会进行物资和信息交流的几近唯一的管道，并最终帮助中国内地实现了对外开放，“扶上马，再送一程”，功成而不居。弥补中国制造业的短缺，充当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这正是“东方之珠”辉煌灿烂背后的奥秘。

今天，香港制造业可以说是悉数外迁，完全“空心化”了。香港的邻居，深圳河北岸地区，却从小渔村起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高新技术产业之都”。此诚不可与争锋。但是中国内地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主张“有形贸易”的彻底的自由化的同时，却有着“无形贸易”领域高不可攀的森严壁垒。正是这种高壑深沟，使得中国内地的金融、医疗、教育、法律、文化等等，与国际社会有着巨大的落差。此种落差的持续存在，就是香港的机会所在。

以医疗为例。香港五岁以下的幼儿夭折率为千分之二，在世界上为最低。2014年的数据，香港男女平均都是全世界最长寿。在世界医疗水平上，香港的医疗水平仅次于美国，在个别领域更在欧美之上，如治愈胃癌和肺癌的水平位于世界第一。前面说到的赴港生子，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医疗的竞争优势。

但是在深圳设立的港大医院为什么与香港本土医院依然存在差距，给人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感觉呢？此外，香港在内地开办的大学为什么也无法与香港本土的大学相提并论？香港的风土风物，为什么只可本土嫁接，不可异地移植呢？

四、“香港副都心”与“纽伦港大学”

2015年10月3日，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创新设计院举行专题思享会，邀请李欧梵、叶长安、王维仁等香港、台湾、深圳三城专家学者，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三城记》提出的“香港副都心计划”进行研讨。我作为深圳城市代表，也忝列其中，并且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大中华区，台湾地区在较好地保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农地改革、工业化、承接全球加工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社区营造和创意文化产业方面，亦是可圈可点。台湾用产业升级弥补了产业转移后的“空心化”，在后工业化时代，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主导发起对台北、深圳、香港三城的综合观察、比较研究，这太正确了。城市的发展，应该有全局意识，有全球意识，不应该封闭起来，自己孤立发展，也不应该撇开邻居、孤立邻居。作为香港的邻居，深圳以香港为傲，深圳以香港为榜样，三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但是香港对待深圳，心情就比较复杂，有时不屑于与深圳为伍，有时又觉得深圳后生可畏。无论是居高临下，还是刻意疏远，香港真没有很好地、心平气和地打量过身边的深圳，更没有认认真真地考虑过与深圳长长久久地过日子。我试图告诉香港朋友：深圳是天生丽质的清纯少女，跟人过人的日子，跟鬼过鬼的日子；深圳是血气方刚的青春少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深圳不会因为香港不理会，就不过自己的日子，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但深圳希望因为香港而更美好，这是香港的责任，亦是香港的福分。

我对夏铸九先生的“香港副都心计划”直呼不过瘾。太谨慎了，太技术层面了。不就是主张加大香港北部新界地区的开发力度，在港岛都市中心之外，将新界打造成香港的次中心、副中心么？有必要如此谨小慎微么？从港岛，到尖沙咀，到新界，会一个比一个新，一个比一个火，而不是一个比一个LOW。香港北部新界地区的规划，必须更具想象力！

思享会结束后，我和同样来自深圳的徐茜女士约夏铸九先生私聊。我告诉夏老师，2003年7月，就在深圳因特虎民间智库“三剑客”比如今的网红还红的盛夏时节，我通过当时深圳社会科学院乐正院长，向专程来深的国务院调研组，提交了一份《深圳河套地区发展建议》：“在深港之间的河套地区开辟人才教育特区，在特区内借鉴国际惯例、延揽泰西名儒、引进商业投资，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以简捷的出入关流程和相对较低的学费大量招收内地大学生，灌输西式学术理念和现代谋生技能，优秀生毕业后可留港工作、允入香港藉，为香港源源不断地补充高质素人才，维持香港经济继续高成长。这个人才教育特区如同深圳经济特区，关内有关，成为内地与香港人才对接的缓冲区，既规避内地僵化、落后的教育体制，又不会对香港社会本体造成太过强烈的冲击”。

当初提出“人才教育特区”可能有这样一个背景：与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比较，珠三角经济区差距最大的是人才，是缺乏一流的大学。这与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也严重制约着广东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正巧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曾经提出过一个在中国建设一所全新大学的构想。汤敏认为，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比改造、创新一个旧的大学可能见效更快。这是因为，一所全新的大学可以免去许多旧体制下的束缚与包袱、以及各方面的不必要的干预。

我认为，汤敏博士所提议的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最适合建在深港河套地区，或者在深港东部地区。我甚至为这所世界一流大学推荐了一个一流的名字：纽伦港大学。她源自美国《时代》周刊《三城记》作者发明的新词：Nylonkong (纽伦港)！我建议：这样的大学由国家支持，深港合办，可以一举解决华南地区经济发达而文化教育落后的老大难问题。

此后经年，深圳近乎歇斯底里地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大学，直到这两天，还在奠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凸显这座城市对高校资源的渴望。事实上深圳建市之初就砸锅卖铁地创办深圳大学，雄心壮志，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坚，但是几经折腾，人事消磨，成就不过尔尔。几乎同时起步的香港科技大学，秉承全球视野，迅速崛起为国际知名大学。香港因素的有与无，差别就是这么大！虽然眼下中国内地到处在“大跃进”般地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但我只看好“深圳+香港”，只看好“纽伦港大学”。可惜，深圳与香港，总也无法配合默契，酣畅地跳好一支“狐步舞”。

我承认，夏老师的“香港副都心计划”触动了我的香港心事。香港有如一块无价之宝。以前香港人拥有它，却不曾细究它。现在这块无价之宝似乎蒙着一层灰尘，不仅少人识得，还要受人嘲讽，更无高人琢磨。等到真要失去它的时候，惋惜之情，吟咏之声，渐渐有了。我从“四城会”上香港代表的朦胧诗句中，感觉到了这份心情。香港处商业要塞，四战之地。一机之失，多年之憾。形成21世纪全新的香港战略，把握香港的下一波机会，时间表很紧张，机会窗口也已经不多了。

我们觉得以夏老师的“香港副都心计划”为蓝本，广邀台北、香港、深圳等地的社会精英深入讨论、专业论证，拿出成熟议案，递交香港特区政府，是个不错的主意。

五、“深港之心”计划及其可操作性

从香港回来之后，我们保持了网络沟通，“香港副都心计划”逐渐变成“深港之心计划”。我们一致认为，深圳+香港，不能失去想象力。关于香港的未来，人文规划要先于土地规划和建筑设计。两岸三地应该合力营建世界文化新一极。

我们做了这样分析：从制造业往上走，除了科技与金融，最大的空间是文化领域。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是最早工业化国家英国的选择，也是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美国的选择，法国以“文化例外”的方式确保文化话语权，德、日也在着力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

香港要坐实东方之珠、亚洲之都，必须超越东京、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的新一极。日本文化扎实但孤僻；新加坡不比香港更熟悉西方文化，却离中华文化的腹地更遥远；港、澳有最悠久的华洋杂处的历史经验，只要两岸三地的文化沟通达成一致，香港在东亚的文化中枢地位不难确立。

我们关于香港副都心或深港之心的讨论越来越进入操作层面：

1、不动香港旧区，启动香港新区

不动旧区、开发新区，这是城市升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上海城市升级就是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始的，回过头来再在浦西老区做城市更新。

港岛、尖沙咀等香港核心区建筑密度高、历史文化悠久、现有产业关联繁复，不宜大规模规划改造。

但是香港新界地区，亦即深圳河套地区、深圳河南岸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保持了原生地貌，可以妥善规划，全新开发。即便法律程序复杂，总体成本可以预期。

2、不动社会本体，引进新鲜血液

城市老化，不仅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更体现在城市人口方面。一个城市人口固化、老化，就会惰怠停滞，但是过于剧烈的人口置换又可能会带来不堪承受的社会冲击。把新鲜人群导引到城市新区进行文化磨合和社会适应，既不至于对社会本体造成强烈冲击，又能为城市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是汲取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人员交流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选择。

3、香港副都心：特区间的特区

借鉴深圳二线关管理办法，一线放开，二线守住。一线、二线之间是“香港副都心”，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特区，简称“特区间的特区”。深圳人、内地人经过皇岗口岸、福田口岸、罗湖口岸、莲塘口岸等，从深圳河北岸进入深圳河南岸，抵达“特区间的特区”，视为从深圳出境，但是不算正式进入香港市区，亦无须一周一行，而是简化通关流程，可以一天多次往返。香港居民则可自由进出“特区间的特区”，视为不出境，无须另行申报关。深圳、内地居民从“特区间的特区”进入香港市区，则需遵行一周一行之常例。

“特区间的特区”旨在便利深港人员之往来，并将两地交往适度约束在新开发区，减少日常往返对香港社会本体造成的冲击，深圳、内地居民也省去口岸至港岛、尖沙咀的通勤时间和费用，节省赴港购物成本。繁荣而不是窒息香港商贸。

“特区间的特区”还将兼收深圳河两岸的资源便利，孵化深圳急缺而香港充裕的服务贸易、医疗教育、创意文化产业等，联通“深港之心”。

总之，“特区间的特区”是深港之间的韧带，是更好地连接和连通香港与内地的缓冲地带，而不是两地之间的高墙与鸿沟。

六、关于深圳河“南岸”的遐想

我往来香港，大多从福田口岸出入，每次经过福田口岸大桥，我都要在桥上逗留几分钟，眺望深圳河“南岸”地区，思绪充满遐想：

什么时候可在深圳河南岸沿河建“风情商业街”？将深圳、内地居民喜爱的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集中推送至口岸地区，送货上门，欢迎选购。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内地游客在香港市区满大街搜货，既增加通勤压力，又影响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摩擦一多，自然生怨。

深圳河的“南岸”，可不可以成为创意文化带？类似泰晤士河南岸、巴黎左岸、纽约SOHO、米兰托尔托纳、日本立川公共艺术区、首尔Heyri艺术谷。集中酒吧、咖啡、餐饮、酒店、书店、影院、剧场、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展览馆、手工厝、创意工坊、艺术工作室。满足购物之余的休闲需要。这种世界风情的原汁原味可能是深圳、内地居民渴望体验，却是深圳河北岸暂时无法提供的。

深圳河以南、鸡公岭脚下，将来会不会成为“纽伦港大学园区”？这是在远离深圳河岸区域徐徐展开的教育园区，从国际性幼稚园、小学、中学，到新型大学、研究院，依次铺开。利用“特区间的特区”，在“香港副都心”集中开办国际学校，为深圳、内地居民提供幼稚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预科教育、新式大学教育、高级研究性教育。当然，还有医院、医学院，寺院、佛学院……

李嘉诚1980年开始捐建汕头大学，累计捐助80亿；李嘉诚名下基金会2015年建成慈山寺，捐善款多达15亿；邵逸夫捐建的“逸夫楼”遍及数以百计的内地高校；乐善好施的华人华侨源源不断地把善款捐给希望学校、慈善医疗……

深圳河的南岸、鸡公岭的北麓，为何就一定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医院、世界一流寺庙、世界一流博物馆、世界一流图书馆、世界一流艺术馆、世界一流思想一流人才的集散地？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从土地红利，到文化红利，有形贸易的机会之窗向香港关闭之际，无形贸易的机会之门却向香港敞开了。

深圳+香港，缺的不是物质力，而是想象力！